我们会不会成为，没有故乡的人？

　　我们会不会成为，没有故乡的人？

　　作者：王宁

　　（一）

　　“你是哪儿的人？”每当听到这个问题，从我们的嘴边都会轻巧地流出一个地名，然后，是句号。离开得越远，你和这个地名之间的温度就越低，最后，它只能存在于一个简短的回答里。孟德斯鸠说，真实是一面被打碎的镜子，每一个人都相信他看到的每一个碎末就是全部的真相。故乡也是这样的镜子。只是，和真相不同的是，没有人有兴趣知道，镜子打碎前的样子。

　　PAGEONE书店尽头，奶白色封面的《纪伯伦全集》，我为一行字停住脚步：阿拉伯原文足本全译。这个生于黎巴嫩客居美国的阿拉伯诗人，在经历了80年由英语转译的各种误解之后，终于完整地回归到自己的母语了。“我宁愿在充满渴望中死去，不想在萎靡无聊中而生。花的生命是渴望与交往，是泪亦是笑。”一个真正的纪伯伦，随着母语起舞，故乡的诗篇，一望无际。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归属感更结实，当然，也没有什么比归属感更平常。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去处，可是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来处，一个把你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地方。或者山花烂漫，或者杂草丛生，或者战乱纷飞，或者平淡无奇，无论怎样，在你眼里都是独一无二的地方。

　　直到有一天，你成了这个地方的陌生人。你需要看《舌尖上的中国》找回童年的味蕾，听同学的八卦印证当年的熟悉。你不再用“北漂”来形容自己，虽然你还不确定怎么做这个城市的主人，却可以流利地说出每个新楼盘的名字。就像从人类第一次离开非洲到现在，似乎只有一眨眼的功夫，你就成了世界公民。除了填表时“籍贯”一栏的提醒，你很少会想起，在那遥远的地方……

　　（二）

　　“老房子借给李阿姨住了，她婆婆病了，楼上楼下住着，才好照顾。”一回老家，妈妈就对我说。

　　“李阿姨？”我的记忆被迅速扯回到童年，反复扫描，却已然模糊。

　　“你忘了？就是那个大嗓门，你小时候一哭她就嚷着跑上来那个！”我妈学了两句，声音瞬间抬高了八度。

　　这一嗓子，让我的记忆终于找到了wifi信号，联网成功。眼前走出一个穿着大花衣服的阿姨，略胖，微黑，走路呼呼生风，肥襟大袖的衣服跟着忽闪忽闪的，一笑，全世界都过节似的。

　　上小学以前，爸爸读书回来的寒暑假，会在家里教我背背唐诗。每逢遇到像“白云千载空悠悠”这种，学龄前儿童背上一万遍也理解不了意思的句子，我就会陀螺一样在这句话里拼命打转，然后在“罚背一百遍”的命令中，躲进阳台，哭得满楼道响。只要这样的动静一出，李阿姨保准飞也似的上楼敲门，“她爸，孩子再哭我就告她妈了啊！”“啊”字一落，我便跑去开门，一百遍瞬间清零。

　　那个时候，还没有“女汉子”这样的名词儿，否则我一准把她的“仗义”写成长微博，再点无数赞。此时的她，已过六旬了吧，真希望她的大嗓门依然如故，花衬衫仍不落俗。

　　这一嗓子，也喊醒了我的故乡。它很小，就是这栋五层的矮楼，和楼里的人们。

　　它小得很暖和，里面住的每一个人我都认识，连他们的外地亲戚我也能叫出名字，因为他们是我儿时地理知识的启蒙。我吃过三分之二户人家的晚饭，吃的什么不记得了，就是总觉得每一户都比自家的好吃。那时候，“串门”是我唯一的娱乐，一抬脚就进到对门家的感觉，让我从小就觉得，世界，不过是一个怀抱。我们怀抱世界的时候，生活就张开了双臂。

　　我愿意写下这样的故乡：对门的阿姨原来在动物园里喂孔雀，我喜欢她的笑，总觉得这样的笑声能让孔雀开屏。她先生是个江南画家，个子不高，语调很软，“温文尔雅”这个成语就是我联想着他，才记住的。他们的儿子，我童年的“克星”，总是掠走我的邮票和贴画，而且还不带我玩儿。有一年岁末，他竟然公然抢走了我的一本印有周润发的挂历，让我一个年都没过好。可是，我记事以来第一个生日礼物，是他画的米老鼠，背后是孙悟空，这么设计估计是为了省纸，可我却珍藏至今。此时的他，是报社的美术编辑。

　　是的，这样的故乡是我的烙印。它造就着我的审美，以至于让我在而立之年，看见蜡染的裙摆就挪不动脚步。它屏蔽着丑陋和是非，让我从不担心长大的世界，原来还需要抵挡。

　　可是，当我试图真正为故乡写点儿什么的时候，我却突然间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完整的记述。太多的碎片，拼接出的不过是我无所忧虑的童年，用天真打败无邪的童年。就算我一厢情愿的希望每一刻的故乡，都只停留在童年最美丽的时刻，我也无法让故乡在我6岁之前就终结。那我6岁之后的故乡呢？我可曾细看？

　　（三）

　　故乡，不忍细看。细看之后，就有了张爱玲楼阁下的市侩和压抑，萨冈屋外原野中的背叛和忧伤。再细看，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多了愚昧和计较，略萨的阿辛哈加村庄成了死里逃生的中转。于是，带着故乡的伤痛，人们纷纷选择逃离。离开故乡，成了我们寻找到人生的起点。可就是这个我们曾经被剪断了脐带的地方，却固执地保留着我们的基因。无论我们已经走了多远，还是一转身，就能看见。

　　奈保尔转身的时候，他的故乡特立尼达，早已不再是殖民地。可是那条叫做米格尔的大街上，还是有人招呼他坐下，喝杯朗姆酒，再编织一个自欺欺人的幻想。于是，他选择跳车逃走，可是却始终没办法把他故乡的朋友们，都甩在泥坑里。

　　1955年6月，在朗翰酒店自由撰稿人房间，奈保尔撕下一张BBC播音室信纸，塞进一台标准打字机，并把打字机调成单倍行距。而后，他双肩后缩，双膝抬高，把鞋子靠着椅子的两边支架，就像一只“蹲着的猴子”。他写下了一个开头：“每天早上起床，帽子都会坐在他后面阳台的栏杆上向对面叫道：‘有啥事儿吗？博加特？’”他顿了一下，很满意这个开头，没有再改动。《米格尔大街》的人们就这样开始生活了，在40年代的西班牙港，在一个很少有人有机会摆脱贫穷，却热衷做梦的地方。他们不知道，在46年之后，他们会成为诺贝尔文学奖上，生动的名字。

　　曼曼，一心想当选公职，可每次只得三票。一票是自己，另外两票始终不详。于是他安排让自己受难，除了每天穿着白袍子到处讨饭之外，还宣称自己是新的救世主，决定把自己绑在十字架上，并接受众人扔来的石块。可当街上的女人和孩子真的把石块扔向他的胸口和脸，他却不停地大声叫唤：“停下来，别做蠢事了，你们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们，这个狗屁玩笑该结束了。”于是，警察把他监禁起来，然后永远如此。

　　米格尔大街的人们都管曼曼叫疯子，离他远远的，可奈保尔却说，在这条大街上，他还能想出不少比曼曼疯得多的人。

　　波普永远在做没有名字的东西。他总是不停地锤呀锯呀刨呀，从不闲着，锯末如粉落在他卷曲的头发上，混杂着乔木和蟾蜍树的香味。孩子们沉醉在对他的崇拜里，“你在做什么呀？波普先生？”“孩子，这个问题提的好，我在做一个没有名字的东西。”他这样回答的时候，空气都是快乐的。在众人心中，他用这样的诗人气质，赢回了出轨的老婆，然后继续在没有名字的东西里快乐着，直到报纸上登出他入狱的消息。原来，他是作恶多端的梁上君子，他偷来别人的东西然后重新组装。可是米格尔大街的人们都说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当一年牢狱之后，他成了当地的英雄。于是，他开始干活，为别人做莫里斯式的椅子和衣橱，再也不做没有名字的东西。为此，奈保尔却伤心了很久。

　　沃兹沃思在写世界上最伟大的诗篇。他以流浪汉的身份，来到米格尔街。他身材瘦小，戴着一顶帽子，穿着一件白衬衫，一条黑裤子，没有什么诗人的样子，只是会为任何一件事而流泪。他的院子里种着一个爱情故事：少年诗人和姑娘诗人恋爱了，在小诗人即将出生的时候，姑娘诗人死了，少年诗人决定留下来，还有一园子再也没有人修剪的花草树木。于是，少年开始写诗。用二十五年的时间，写了一句：往昔深远而奥妙。米格尔大街上，只有奈保尔去过他的院子，可每次都会被妈妈打一顿耳光。直到有一天，沃兹沃思虚弱地躺在他的小床上，把奈保尔搂在他瘦削的胸前，说：“以前我给你讲过的少年诗人和姑娘诗人的故事，还记得吗？那不是真事，是我编的。还有哪些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也是假的。你说这是不是你听到过的最好笑的事？”一年后，园子被人扒掉了，盖起了二层小楼，树木被人砍倒，铺上了水泥。一切都像是沃兹沃思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

　　这是我所听过的，最伤感的故事。我突然为奈保尔的故乡，流泪了，像被诗人传染了似的。它让我想到他本人的父亲，在一个被奴役的种植园里，倔强的非想成为一个诗人，一个记者，豁了命的抛家舍业，却没留下任何，除了奈保尔。

　　故乡的芒果树成长出奈保尔的乐趣，他的笔像沾了芒果汁一般，醲郁。这棵树只长了30年。在奈保尔30岁时，他选择，做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你生在特立尼达？” Bernard Levin在一次访谈中向奈保尔提问。“我生在那儿，对。”奈保尔答道。“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错。” 这个回答，震惊了世界。

　　“如果你抛弃塑造你的国度，你就会被这个抛弃所界定。”奈保尔在这个界定里，走上作家之路。()为此，他不得不反复地掩饰自己，清除过去，只为了成为表面上没有国度、具有高度洞察力的全球观察者。

　　在《世事如斯》这本奈保尔的传记里，弗伦奇用近乎刻薄的真实，寻找着其中的原因：“他躲避故乡，这个先发制人的抛弃行为，其实都来自于焦虑与害怕。因为他的抱负与恐惧相连。他害怕不能写作，害怕过气，害怕消失。”

　　“为了成为他想成为的人，他得让自己成为另外的人。”弗伦奇的刻薄，怎么听，都像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的。

　　可是，命运偏偏和奈保尔开了个玩笑。就是这个令他一再划清界限的故乡，却在他离开51年之后，用根部饱满的基因，成就了近百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泰戈尔之外，唯一的，印度作家。

　　（四）

　　如果你可以自由选择，你会选择哪个地方成为自己的故乡呢？我想，我们当中的很多年轻人，手指的方向多半会是大洋彼岸吧。或者是脚下，这个把所有奋斗都献给一处住所的地方。这样的选择，不是因为害怕过去，而是惶恐未来，惶恐于，没有未来。

　　于是，我们离开带着泥土味儿的故乡，在我们还没有看清楚它模样的时候，在它的基因还没有完全被复制下来的时候，在姥姥的方言还没有教会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懵懵懂懂的成了，没有故乡的人。

　　很多年以后，我们这些忧伤的异乡人，多半会踏上寻根的路。因为故乡太近，我们总是在成功或失败的路上看到它的影子。因为未来太远，我们总是需要不断地，重新出发。

　　很多年以后，在我们血液里奔腾的骄傲和满足，仍然会是童年清脆的啼哭，和一吸气，满院子的炊烟袅袅……

　　很多年以后，米格尔大街上的那些人已经不再整日喝着朗姆酒，也许，小曼曼是一名牧师，小波普成了艺术家，小沃兹沃思也登上了诺贝尔的领奖台，他们会一起感谢大街上的芒果树……

　　很多年以后，故乡的概念真的变得很模糊，生爹娘的地方，我们长大的地方，孩子们出生的地方，都将会在不同的纬度。可是我们还是会耐心的做一个家谱，标注上这些地方的亲人们，和他们经历的悲欢离合……

　　很多年以后，我们开始在故乡的记忆里，回忆人生，在未来再一次变得遥不可及的时候，可以欣慰地对自己说，“别担心，总有它们能证明，我曾经来过……”

　　你信吗？反正，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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