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口中的坏榜样：红顶商人胡雪岩

　　没有胡雪岩的徽商创业故事，多少会显得缺少亮色。白手起家，他是勤奋不息磨练成才的商业奇才;辅助清廷收复边疆，他是受人仰视的“红顶商人”;为富好仁，他是一手创办胡庆余堂的忠厚仁者……

　　白手起家

　　飞升江南“第一财神”“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是流传在徽州地区家喻户晓的民谚，它生动概括了徽州人背井离乡、寻求生存的坎坷命运。在12岁那一年，胡雪岩开始了别样的人生。早年丧父让他承担了养家糊口的重任，胡雪岩经亲戚推荐，前往杭州于姓的“信和钱庄”当学徒。从扫地、倒夜壶等杂役做起，三年后因为勤劳、脚踏实地博得庄主的赏识，成为正式的伙计，16岁时升为跑街。胡雪岩本想沿着传统从商之路一步步发展成为商界名流，未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命里的第一位贵人——王有龄。

　　王有龄，字英九，号雪轩，福建侯官人，官至浙江巡抚。据说有一天，王有龄因无钱进京，只得在杭州一家茶楼叹息。

　　落魄的王有龄恰巧被胡雪岩看见，胡雪岩慧眼识珠，认为王有龄将来定有出头之日，便毫不犹豫地资助了王500两白银。后来王有龄遇到了时任户部侍郎的好友何桂清，经其推荐当了浙江巡抚门下的粮台总办。他不忘当年胡雪岩的知遇之恩，并看出其在商业上的天赋，转而资助其开设“阜康钱庄”。

　　胡雪岩凭借超凡的能力，敢冒风险，善抓商海机遇，不拘成法，开创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致富捷径。除了开展湖州、宁波、温州等各地的钱粮借贷业务外，还介入多项投资事业，阜康钱庄已然成为杭州第一大钱庄，胡雪岩也一跃成为财雄势大的商绅，影响晚清整个商界，被人称为“商界奇人”。

　　俗话说，树大好乘凉，自从有了王有龄这棵大树，胡雪岩的商运一路亨通，先被王有龄任命为代理湖州公库，开办丝行，收购胡丝运往杭州、上海等地。后又委办粮械、综理漕运事务。在此期间，胡雪岩利用与军界建立的密切联系，让官军的饷银公款一律由阜康钱庄汇兑。就这样，胡雪岩一手抓钱庄业务，一手办理粮饷军械，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政，由此也拉开了他一生亦官亦商的序幕。雄厚的资本积累，也为胡雪岩日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叱咤商场

　　最有名的“红顶商人”

　　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改变了胡雪岩的命运，1861年，王有龄兵败自杀，让胡雪岩丧失了坚实靠山。但很快他就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善于揣摩他人心思的能力，赢得了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的信任。当时左宗棠的部队粮饷短缺，急于寻找新靠山的胡雪岩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三天内就出色地完成了为左宗棠筹集十万石粮食的任务。因为杰出的商业才能，胡雪岩很快被委派总管全省钱粮、军饷的重任。

　　随后胡雪岩又不失时机地向左宗棠提出杭州解围后应尽快解决军需民食，安定民心和恢复生产的建议。在他的协助下，浙江各地的农民树立重建家园的信心，军队的饷银也得到了及时补充，浙江局势得以稳定。圆通的胡雪岩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来往于宁波、上海等通商口岸，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并广交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并从中获得巨额回扣。这一时期的胡雪岩纵横驰骋商海，如鱼得水，达到了事业的颠峰。

　　当然，胡雪岩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协助左宗棠完成了三件利国利民的大事。

　　其一，筹办近代中国最大的官办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加强海防建设。在制定船政事宜中，“凡局务及出入款项，都由胡负责”。胡雪岩选定马尾作为造船基地，采办建厂原料，购买法国轮机，聘请法国技师，培训轮机驾驶人才，在他的精心筹划下，马尾船厂成为当时最早最大的造船基地，并为国家培训了一批优秀的造船工程师和具有驾驶技术的海军人才。

　　其二，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机器设备和技术，创建近代最早的官办轻工业——兰州织呢局。在力助左宗棠开发西北的过程中，胡雪岩采购的国外先进开石机器，大力发展了西北的水利事业;同时胡雪岩还招募农作物专家，向西北地区百姓传授技艺，极大推动了西北农业的发展。

　　其三，凭借其商业信誉向外国银行借军款，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保证国家领土的完整。1866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负责收复被俄国人占领的伊犁。为了保证西征军粮饷和军费供应，左宗棠在上海设立西征军转运局，任命胡雪岩主持工作，负责向东南各省催领和转运大军的粮饷及军需物资。从1866年到1878年，胡雪岩经手为西征军借了4笔总金额1600万两白银的外债，确保了西征的胜利。左宗棠班师回京后，极力赞扬胡“勤干有为，有豪侠之概”，后胡雪岩被赏加布政使衔(三品)，赐二品红顶戴、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等荣誉，成为清代最着名的“红顶商人”。

　　为富好仁创办胡庆余堂

　　除了“红顶商人”的美誉外，胡雪岩为富且仁、乐善好施，做出众多义举，为他赢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1874年，为了施药给那些饱受战乱和病痛之苦的人，胡雪岩选中吴山脚下的大井巷为址，建屋造店，创办胡庆余堂。1876年在杭州涌金门外购进10余亩建成胶厂。胡庆余堂雪记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

　　1878年，胡雪岩亲题店训“戒欺”二字的匾额，上面还刻有告诫员工的跋文，内容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以信为本，真不二价”。采办务真即是要求采购地道的药材配制各味丸散膏丹，不以劣质药材来牟取厚利;修制务精，是指药材进店后，要求去杂提纯，保证成药质量;以信为本，则要求重视信誉，讲究商德，做到质优价实;真不二价指货真价实，不以次充好。

　　胡雪岩以“济世救人”为办店宗旨，广纳名医研制出“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霍香正气丸”等数十种中成良药，赠给受灾民众。在其全盛时期，胡庆余堂将救死扶伤的对象范围扩大到所有百姓。在胡雪岩的主持下，还推出十四大类成药，并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并在《申报》上大做广告，让胡庆余堂声名远播。胡雪岩不耻下问、勇于探索，一个钱庄出身、不熟悉药业的人却写下了中国药业史上光彩夺目的一笔，推动了中国医药事业发展。如今的胡庆余堂国药铺，不仅是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徽派商业古建筑群，也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字号，饮誉中外，有民间“江南药王”之称，与北京的“同仁堂”药号相提并论。

　　“雪化岩崩”，黯然离世

　　19世纪80年代，中国蚕丝业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欧洲和日本蚕丝的竞争。

　　为进一步扩充自己的生丝业务，打破洋商垄断生丝市场，抑制洋商的盘剥掠夺，挽回华商利权，胡雪岩决定以自己的雄厚资金财力，囤积生丝，与洋商一决高下，保护中国丝商和蚕农的切身利益。结果，得不到一斤半两生丝的洋商联合起来严密封锁国际市场，断绝胡雪岩生丝出口。由于长期积压，生丝变质，胡雪岩无奈之下，急于出手，却遭到以不平等条约作为后盾的外国丝商联合压价，结果亏损800万两白银。

　　随后，胡雪岩又想通过在上海炒地皮东山再起，未料中法战争爆发，法军即将在吴淞口登陆的谣言又甚嚣尘上，官民们纷纷卖房逃难，地价暴跌，胡雪岩投注的大量地皮顷刻化为乌有。国内局势动荡，人心惶惶，京沪杭的官民纷纷到钱庄提款准备逃难的盘费，在抢兑狂潮的冲击下，胡雪岩在各地的钱庄、典当铺纷纷倒闭。1885年，胡雪岩的得力靠山左宗棠病逝，清廷乘机追查胡雪岩在购买军火、代购洋债中克扣公款、收取回扣之事，下旨将其原籍及各省财产查封抵债。但没等到圣旨传到杭州，这位曾经叱咤一时“红顶商人”便“雪化岩崩”，一代商界名流凄然离世。

　　胡雪岩的失败除了来自洋商的排挤之外，更多是清廷内部派系之争的打击。所谓树大招风，据传言胡雪岩帮助左宗棠完成西征大业，得罪了另一军政重臣李鸿章。所以在胡雪岩与洋商的竞争过程中，李鸿章乘人之危，派亲信幕僚把持上海海关，设置各种障碍，让他库存的生丝无法外销;而李鸿章的另一心腹盛宣怀更是利用掌握的电讯大权让胡雪岩在商战中处于被动，并广泛散播其资金周转不灵的消息，煽起提款风潮，给了胡雪岩致命一击。

　　马云称不能做红顶商人，更不能做黑顶商人。“做了生意就一定不能考虑你自己想当官从政，从了政你一定不能有钱，这两件事情就像炸药和雷管碰在一起，总是要爆炸的。红顶不能做，当然黑顶更不能做，应该做的是你自己知道，你有什么、你要什么、你放弃什么”。

　　从王有龄到左宗棠，胡雪岩善于揣摩他人的心思，小心翼翼地走好每一步，费尽心机，可以说是一路顺风顺水，不但跨越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们，还为自己争得了政治筹码，终于步入庙堂之上。可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纵横商海几十年，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官场内的波诡云谲，并不是他一个商人所能掌控得了的，即使他富可敌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但终因自己不谙政界之道，在几个利益集团之间权衡失误，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最终钱财散尽，自己的一生功业付之东流。

　　作为近代极具代表性的一位商人，胡雪岩长袖善舞，牟取暴利，但也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协助左宗棠兴办洋务事业、扞卫新疆主权，并以一颗仁厚之心，开办胡庆余堂，以图济世救人。他既扮演着买办角色，又是一位散发民族之光的悲剧英雄，而其骤盛倏衰的传奇命运无不折射出晚清官商合流的现象和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夹缝中挣扎求生的近代华商的两难境地，揭示了“商人荣枯，系于国运”的道理。

　　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尘封已久的胡雪岩成为热门话题。他提供给人们的不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更是一种实用的谋略和工具，而他以仁、义经商的理念，对于当今的商人仍有借鉴意义。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