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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恩来的历史故事

时间:2021-08-13 00:00:00 分类:日志大全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在他身上有许多我们作为榜样的事迹。 今天小编在这分享一些关于周恩来的历史故事给大家,欢迎大家阅读!

  1.周恩来廉洁自律的故事

  百万首都人民肃立十里长街,顶风冒雪,哭送周恩来灵车的动人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随着时光流逝,人们对周恩来怀念和敬仰之情,不但没有淡薄,反而与日俱增。

  那么,周恩来为何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博得人民的颗颗爱心?这是因为,一方面,他在缔造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为党和人民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他毕生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不求索取,但求奉献,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连自己的骨灰都撒到中华大地,完全彻底地实践了他“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的宏愿。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周恩来特有的纯真的人格魅力,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的爱戴和钦佩,甚至连他的一些国内外政敌也不得不为之折服。

  周恩来廉洁自律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也是一贯的。在此,仅就同当前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要求相关的一些方面,列举一些具体事例。这样,难免挂一漏万,不过可以从细微处见精神。

  衣着--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精心织补后继续穿。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他的衬衣磨破了,换上新的领口和袖口照旧穿。1963年,他出访亚非欧14国,到了开罗,他换下缝补多次的衬衣,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只好请我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并叮嘱洗时不要用力,以免搓破。大使夫人看到后,感动得边洗边流泪。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住房--建国初期,周恩来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20xx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厅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湿阴冷。身边工作人员于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缮,但他坚决不同意。1959年底,趁他和邓颖超出差外地时间较长,对西花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他回京一进门就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你们修的?!”他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发、窗帘、吊灯等陈设。事后,对这次“修房风波”,他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用车--周恩来对自己乘坐的轿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后来他经常乘坐的专车是红旗轿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国产车。”国家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后,有关部门想给他换一辆。他不同意,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在用车问题上,他公私分明,毫不含糊。他去理发,医院看病,探亲访友,看戏等,都算作私人用车,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照章付费,从工资中扣交。

  周恩来的基本生活要素,衣食住行的俭朴作风,受到了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交口称赞。宋庆龄说:“周总理在个人生活和作风上,和他在政治上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2.周恩来的机智故事:美国产的派克钢笔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

  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

  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

  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3.关于周恩来严厉的故事

  多少年来,反映周恩来总理的诸多影视、文学作品及回忆录,多是侧重展现周恩来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忍辱负重等品格,但有血有肉、真实全面的周恩来绝不缺少严厉的一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部长们不止一个曾说过:“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但这里所言的“怕”总理,缘于周恩来的严厉,缘于周恩来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极端负责。

  “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

  周恩来面对那些对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攸关的部长们时,一向表现得非常严肃、要求很高,对于个别太不像话的人和事有时则会忍不住发起脾气来。

  周恩来记忆力惊人,对工作认真、负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某些部长令人惭愧的不佳表现。于是,这自然引起了周恩来对他们的极端不满和对他们毫不留情的严厉批评。

  当时,一些部长呈送上来的材料,不乏一些数据性错误。遇到这种情况,周恩来会忍不住当众让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问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一同来面见一同来汇报工作。周恩来见了如此阵势,严肃批评说:“这是做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一通:“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正襟危坐、全力以赴、紧张专注的神情。有这么一位部长在汇报工作时,只是照着材料一个字一句话地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之故,念不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有时甚至念错了闹出笑话来。

  周恩来开始还能强压住内心的火气,提醒说:“不对!看清了再念。”但是,这类似的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也觉察到了,脸红了,眯细眼睛又看着念一遍。再继续下去,情况依然糟糕。“不对!”周恩来不满之色溢于形色,很恼火地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然后,周恩来随口说出了相应的准确数字。坐在位子上的其他部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还说什么呢?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随即,这位部长被点名罚了站。

  在上面那位部长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紧张得直哆嗦。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起初还有点结结巴巴的,不过,后来越念越顺,而且没被周恩来叫停纠正。

  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他的目光刚与周恩来总理相遇,总理已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又紧张起来,马上起立,忙前忙后地翻找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高兴,把手摆了一下,算是不用罚站,告一段落。

  后来,周恩来给这位副部长的汇报作出一个评价说:“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然后,周恩来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忙解释道:“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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