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电影影评

　　活着电影影评（一）

　　电影《活着》被誉为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当代野史，确实名副其实。

　　这是一部安静的影片，不曾出现多少大哭大嚎、大悲大戚和竭斯底里，仿佛只是一段主人公福贵一路走来的注释。

　　片名为《活着》，可是贯穿整部影片的却是接踵而至的死去，主人公福贵先后在民国失去了父亲，在内战中母亲逝去，在“大跃进”中失去了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了女儿。每一次的死亡，看似意外，但冥冥之中又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动荡、抑制的时代，是对生存在底层的百姓无情的掠夺，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从形式到内在实现，一贫如洗。

　　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他始终怀揣着海市蜃楼般的希望，踩在现实的浮冰上。无法掌控的表象迸裂之后，依靠自身本能的漫长耐心，在窒息状态下延续生存。生命如同一块海面，对所有的惨剧照单全收。

　　弗洛伊德对受虐狂的成因有这样一种解释：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这样一来，他的价值观就被扭转过来了。

　　这是这部影片的主人公、也是从五六十年代乃至今日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一种真实、麻痹的生活状态。按这个定义来说，我们每个人成了受虐狂。

　　由是，观众，不仅是旁观者，也是套入这个故事中的一员。每个人的自身，既是历史铺展开的卷轴，又是受历史牵引压榨而生的产物。现实没有为人们怎样活着提供选择，而每一步前进的步伐都成了一种必须。

　　有人说这是张艺谋拍的最成功的一部片子。影片平实、朴素的记叙与情节保持了一致，场景永远是灰蒙蒙的，一如那个荒谬的时代和蒙昧的社会。葛优饰演的福贵，表情和动作维持在一种混沌的状态，活灵活现地叙述出了在那个时代的小人物身上那种自然而又悲哀的耐性，在被迫面对各种失去后，继续平静地生活下去，仿佛领略过了生命的各种真谛，但最终兴许还是归于无物，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人世，又赤裸裸地离去。

　　情节上，张艺谋在原著的基础进行了大幅度的处理，还是比较成功的。插入了一些新的情节，例如凤霞的死的过程中并没有王教授这个角色。但是引入王教授这个角色，更加直白地揭开掩藏在凤霞之死背后的隐情。观众在经历过视觉和心理的冲击下，看到了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无情摧残。

　　另外一个重大的改动，是福贵谋生方式的改变。从小说中福贵向龙二借了两亩田过活，变成了向龙儿借了一副皮影戏做流浪艺人。皮影戏又至始至终贯穿了整部影片，恰恰将小说的农村背景搬到了城市，开拓了视角，利于电影语言的表达，达到了更加平民化、普遍性的效果。而给我的理解，“皮影戏”的意象又可以有一种人生如戏、悲喜皆空的意味。

　　电影将有庆的死因由原来的为县长夫人输血过多而死改为疲劳中被拉去学校做工而导致被春生撞死。揭开有庆裹尸布的血淋淋的一幕，将人物的悲惨性充分视觉化。虽然不及原著的情节在政治上那么尖锐，但是学校逼迫学生搁置学业投入全民大炼钢，在另一个层面上投射出大跃进背景下至上而下的思维模式的荒谬和行为方式的粗糙，中国走的社会主义的伪科学路线以及理想主义、功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肆意横行。与之前工作人员来福贵家中收铁器有庆翻开福贵放皮影的箱子提出箱子上的钉子和皮影上的铁丝也是金属又有某种隐秘的联系。相较之下，改动之后的情节避免了绝对化，更显意味深长。

　　在结尾也有大手笔的改动。原著的结尾是这样的：凤霞难产死了，她的丈夫在打工的时候被石板压死了，二喜的儿子由福贵养着，后来吃豆子撑死了。福贵的家人全都离他而去，只有一头老牛伴着他，他说：“人嘛，就是要活着。”

　　这是典型的黑色幽默，悲剧而变态，在苦难深处，反而不知为苦。只有沉醉于苦痛，所有的伤口才会不药而愈。

　　然而电影的结局显得温和得多，凤霞死后，她的儿子取名为馒头，福贵和家珍带着二喜和馒头一起生活下去。这样的处理使悲剧停留在一个适可而止、容易让人承受的范围之内，使观众的视角从纯粹的悲剧更多地转移到生命和历史的关系上。

　　有几句比较经典的台词。当年儿子问福贵：“小鸡长大了变成什么？”有庆的回答是“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等牛长大了，共产主义就到了。”而结尾处，孙子再次问起他同样的问题，他不再回答“共产主义就到了”而改成了“等牛长大了，馒头也就长大了”。我从一个普通老百姓身上看到了对社会寄托的塌陷、对社会主义共产主语美好梦想的粉碎，而后生活最终还是落实到生活，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一部平铺直叙的流水账，所有的修饰都显得多余，这就是活着最坚实的表达。

　　还有是福贵和春生在战场上面对尸横遍野的情景，不像其他大多数电影，眼睛里流露出的不是悲伤，而是惊讶，这种情感也许是面对死亡更直接更真实的感受。他们目瞪口呆地说“家里人都不知道——就这么死了”，“福贵啊，我们可得活着回去了”，“回去了，可得好好活呀”。

　　“好好活”这句话深深刺到了我的神经。这是每个人活着的最基本的意愿，但是“好好活”的标准又因人而千差万别。而作为生活底层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的标准始终在不断放低，最后完全依顺于麻木与不幸的世界。

　　这部平静的影片却被列为中国十大禁片之一，在意识形态上强行批注了“不和谐”。时至今日，这个国家已经有勇气承认过去犯下的一些错误，但是又为什么没有勇气承认得彻底呢？既然有勇气面对过去了，又为什么要遮遮掩掩，没有勇气面对现在改正现在呢？

　　活着电影影评（二）

　　文/宋昶志

　　电影《活着》改编自同名小说，假如我们仅仅观看由原著改编后的电影，或许不能那么清晰明了地看出其骨子里包藏的思想。如果需要透彻地认识其内里暗含的立场和观点，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该电影的原型，作为小说的《活着》。

　　该电影根据余华1993年出版的小说《活着》改编。故事中，徐家人的命运与中国近代史交织同行，由解放战争、建国、大跃进，一直到文革。当然，其重点主要是建国后，尤其是文革。作者很明显地要把许多角色的命运终点定格在被主流，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小说作者余华本人）视为“浩劫”的文革，以此把小说推向高潮，因为当活在世上是最艰难的时候，就是小说反映的中心思想——“活着”最为被反映的时候。

　　在阶级社会，文学艺术无不带有阶级性的烙印。现代社会中的任何人都属于某一阶级，任何人都会很自然地在言行中表达出维护其阶级利益的话语，好比一个普通的地主绝不会说“土地革命好”，这是不难理解的道理。同样，在这样的社会中的一个作家也必然有其阶级性。要是说对文革不能认同，或不喜欢，这是主流及不少人的看法，但余华显然不满足于此，众所周知的是余华长期在其作品，包括影响较广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中把文革描绘得一无是处，仅有血腥、暴力。由于其描述的极端偏向性，以至于前几年一位青年作家在出版他对文革时代日常生活描写的一本新书时曾指出，余华的作品过于虚假，给读者的感觉似乎当时的生活就是不断的杀戮和死亡，这不能反映真实。余华也不讳言自己的看法，他曾说“（文革）那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我一直觉得，当丑恶被推向极端以后……”著名学者汪晖也曾表示他“无法完全接受（余华的作品）”因为余华针对性地而非忠实历史地“将文革描绘成一个无尽痛苦和背叛的时代”。

　　如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余华的小说，包括《活着》的仇共心态是很重的，类似于伤痕文学，但与伤痕文学明显带有控诉复仇的抱怨式文笔不同的是，余华在表面上压抑着他的这些潜意识偏见。当然，极可能的原因是他为了争取该书有更大的机会被出版。另一个原因是尽量在表面上伪装公允，以利于塑造自身的文学“大家”，而非斤斤计较的狭隘者的形象。不过伪装公允这点也是模仿前人而已，这种伪善其实早在不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资产阶级作家身上是很常见的，如梁实秋、林语堂。由此可见，不少人把《活着》视为反社会主义小说，也并非空穴来风，其中不少人也是非共产主义者，所以要是说把《活着》视为反社会主义小说就是“上纲上线”，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对于读者，理应对这些发生在文字背后的作者态度有所了解，也唯有此，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评价其作品及由其作品渊生的各种文艺方式的表达物。表面看来，《活着》的小说和电影似乎都仅是呈现历史的场景，并没有加入第三方的评注，但实质上，其小说和电影都不断通过文学艺术的修饰手法暗中中伤着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下面，笔者将对这部作品作出总览和个别剖析的分解。

　　由于电影的男女主角福贵和家珍代表的形象都分别在男性和女性中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笔者也就仅从这两个角色作出分析。电影中，徐福贵是一个带有悲剧人生色彩的城镇小居民，他出生在没落的地主阶级家庭，年少轻狂时沉溺于赌场浪荡。他作为纨绔子弟的轻浮性格加上赌博对手龙二的算计使他面临倾家荡产的第一个人生转折，阶级身份的转变令他的处事态度渐然改变，他在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后，看清了生活的残酷面目，痛改前非地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他向龙二借来皮影，开始了卖戏的谋生生活。可惜好景不长，他与同伴春生被国民党抓去充当壮丁，从此，他的人生便与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福贵后来被解放军俘获，并在军中表演皮影，而这段历史也为他日后成为一个城市贫民出身的平凡劳动群众的身份奠定了基础。当福贵回乡后，虽然获悉了母亲病逝、女儿因疾病变哑的家境变迁，但他还是与妻子尽心尽力地守护着家庭，在其后的数十年中，福贵这个只把全体家庭成员“活着”、活好视为最高目标的小市民始终谨小慎微地维系着家庭的幸福。

　　福贵在全片中的主要形象是一个憨实、淳朴、善良并有点懦弱的普罗小民。影片中福贵憨笑的镜头被展露多次。在被国民党的战壕中，当别人劝他丢掉皮影箱时，他却说“这是别人的，借了还要还”。当有庆为凤霞报仇而惹祸后，尽管知道儿子情有可原，但面对别人的指责，他只能对儿子严厉训诫。面对着春生在有庆坟前的道歉时，他虽然悲愤，说的也只是“我就那么一个儿子，你知道吗？！”而不是失去理智和发泄似的狂怒，这些都反映出其谦和、宽忍的性格。但是，我们也不能说福贵就是值得赞扬的人物，因为其身上并没有体现出翻身为主人的劳动人民高尚的阶级觉悟，他只是做到安分守己。因此，即使福贵身上有着劳动人民的朴素品质，但其精神世界在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依然并没有实现质的突破，他关注的最高点也不过始终局限于斗室之内的家庭喜乐，而非更高远的目标。所以，对这个人物的过高评价也是不合适的，如果我们能以中正持平的理性而非饱含同情的感性作为衡量尺度，就应该承认，福贵的哀情人生存在着他自身小我世界的自我促化。与另一部影片做比较，我们就能看出福贵其实完全有其他的新道路可以选择，只是因为他囿于传统封建观念的家族传承意识的影响，才使自己的道路越走越窄，越走越显凄凉。

　　反观之，同样面对家庭破裂的厄运，在德国影片《再见列宁》中主人公的母亲选择的则是重新振作，全心全意投入到反馈社会、贡献国家、服务同胞的更有意义的、高尚的人生道路中。当然，我们的电影观众和小说读者可能对这些高尚的辞藻不感兴趣，甚至嗤之以鼻，但我们必须明白，这才是人类文明进步和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必由之路，无论还生活在这个个人主义横行的当代的我们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终究会趋向那个人素质和思想觉悟高度发展的未来。如果我们选择永恒，我们应当领悟到我们的后人嘲笑我们中的利己主义的愚昧不亚于现在的我们嘲笑着远古时代的可笑之徒。

　　不得不予以揭露的是，观众对于福贵的同情其实也只是被作者和导演操纵的情感，作者利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根深蒂固的家庭“大团圆结局”这些美好却无什么积极意义的空洞诱想吸引着读者，先以福贵“活着”这种最低诉求的生存哲学幻化出家和人兴的甜美愿景，再通过福贵身边的人接二连三的戏剧性死亡把这个预设的最低限度的期许都砸得粉碎。其实，福贵的“活着”思想是一种任何生物都具有的“苟活”本能，人的存活本是为了追求更灿烂的人生，更高的层次就是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融合升华，但《活着》宣扬的确是一种为“活着”而“活着”的苟活观念，它不强调活着的意义，不拷问庸庸碌碌的活着与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活着谁更有意义的问题，仅是通过毫不加工地摆出人的内心最原始的生存本欲达到激起观众和读者共鸣的目的，从导向性来说，这宣扬的其实还是一种蝇营狗苟的低层存活价值，而非历史的发展方向：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小说的结局是，家珍也在丧女后不久病故，二喜死于工作事故，苦根（电影中的“馒头”）也因为吃豆子过多而撑死了，总之，给读者的印象就是一副生拉硬造的死亡集合图，显得矫情而造作。与原著中夸张地把所有人的命运都设置为死亡不同的是，电影《活着》力图避免小说荒唐的描写带来的不真实感，电影只是安排了福贵大半生的希望——一对子女的死亡，但这些情景的布局都难以逃脱戏弄读者、观众，赚取眼泪之嫌。

　　必须引起我们深思和联想的是，即使富贵一家平平安安地度过前30年，最终家庭和满地在文革后继续维持着大团圆的图景又能如何？可以料想的是，他对孙子说的：“将来这日子就越来越好了”的期想也不大可能实现，作为城镇普通居民的福贵一家，更大的可能是……沦为弱势群体，大胆但合理的设想是，二喜因为伤残……、凤霞因为也因为残疾……，家庭的收入来源就依靠有庆一人，一家人终日为……在这个政治保障和意识形态影响退出个人生存空间而看似更为自由，更能称心如意追求活着和活好的年代，或许暴富者是完全能享受到活着的幸福的，但福贵一家可以吗？

　　福贵的妻子家珍在影片中始终是一个传统妇女的形象——勤劳、善良。她的思想中的封建团圆观念的根深蒂固程度更甚于福贵，她为了儿子的将来离开了好赌的福贵，却也在得知丈夫改过自新后主动地归来。这种行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反映了家珍对丈夫及其家庭的忠诚，另一方面却从她对福贵抱有依恋、不离不弃的单纯想法中折射出封建观念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盲从思想。不过，在封建社会，妇女因为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被迫困守夫家，也有迫于无奈的因素。家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于更好地配合福贵的良民形象，家珍与福贵的本性相似，思想觉悟也在同一水平，只是两人一张一合，互为平衡、补充，构成一条有矛盾，得以推动情节发展，但没有根本冲突，得以保留家庭温馨的氛围的线索。作为风雨同舟的妻子，家珍一直是福贵“活着”的一条重大精神支柱，有庆、凤霞、馒头都只是远方的希望，但家珍这个相濡以沫的爱侣的位置却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在小说原著中，作者最后还是无情地摧毁了这个福贵赖以慰藉的心灵港湾。

　　导演张艺谋对小说中不少情节作出了“留有一线”的改变，例如对原著中一些直接攻击社会主义时代的场景的删减，如三年自然灾害。对几个主要配角命运的修改，如把有庆的死因由替县长夫人输血过多而死改为交通意外。但张艺谋之所以对这些尖锐的部分作出弱化的改变，更可能的原因是他个人出于谨慎而对政治风险作出的考虑，而不是因为他认为小说原著反映的情节过于血腥、尖锐，所以有所不认同。为什么呢？因为从情景的血腥程度来说，有庆死于交通意外的镜头远比因输血过多而死要血腥。张艺谋把这些情节改变后，同时却插入了不少有所指的情节，例如凤霞的死中本没有王教授这一角色，又如镇长（小说中的队长）提到的发炮解放台湾的情节，张艺谋悄然地把镇长的原话改成张狂的笑语，故意制造出讽刺的效果以达到丑化那个时代的目的，这都是值得观众留意并深入分析的作为导演的张艺谋有何目的的细节。

　　电影还有一个较明显的偏见情节，就是当年通过赌博赢取福贵祖屋的龙二在建国初因抗法和破坏国家财产而被判处死刑，福贵感慨着自己的“幸运”。这样的情节是不合理的，因为龙二是死是因为其违法抗法，他被枪毙也是死有余辜的，而福贵即使当年继续保留着祖屋，以他的性格，也不大可能像龙二那样做出放火烧屋、殴打干部等严重抗法行为。影片中，把龙二受刑时的枪声弄得清脆尖锐，回荡不已，这是导演为了制造一种“革命恐怖”的氛围而特意作出的铺垫，这已经预示着作者和导演的伏笔——一个“革命恐怖”的时代开始降临。影片通过福贵的心有余悸的话不断暗示着龙二是无辜送命，这已经是赤裸裸地为当年的地富反坏右鸣冤，鼓吹地主对人民要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抵制是有理的，当然，这也符合作者余华的反共心理和导演张艺谋的内心看法。

　　影片中还有汪二喜向毛主席的画像报告迎娶凤霞的场景，这是当年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尽管现在的人们或许因为价值观的改变而轻视起当年的劳动群众作出的纯朴举动。电影把这个情节反映出来，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没有什么指向的，但往深一层考虑，导演是必然知道不少观众会轻蔑地嘲笑那个年代的这些普通行为，那导演为何仍要“郑重其事”地拍摄这一可拍可不拍的场景呢？假如说是为了增添影片的喜剧效果，有必要拿现在的人的价值观去苛求前人吗？或者说，有必要故意制造这些现在不少人看来是“幽默”的场景去亵渎当年老百姓的真情实感，去诋毁那个亿万国人曾经奋斗、付出过的朝气蓬勃的时代吗？有必要特意制造出时代的隔阂，通过否定过去来满足现在的观众的自我陶醉吗？再说，从积极的怀疑论观点考虑，……观念就正确吗？冒装公允地仅仅把历史事件中与现在意识形态迥异的场景的镜头投映于荧幕之上，起到的作用只是给观众作出错误性暗示并煽动性地灌注偏见，这都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错失，但我们没必要戴上当代的有色眼镜自作聪明地讥讽历史的过来人，需知嘲笑历史的人也不见得将来不会被历史嘲笑。无论如何，《活着》的电影制作者作出这些居心叵测的场景编排都是不光彩的。

　　张艺谋对该电源的较大创新是插入了一条暗线——皮影，皮影在电影的开头、剧中的几个转折点和末尾（皮影箱）都有所出现。从艺术角度分析，皮影与秦腔的搭配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艺术效果，增强了影片的美感和大时代小人物的情感氛围。皮影供人把玩、戏说的皮影似乎是作为一个尘世的玩物，被命运摆布而颠沛流离的象征，也就是如福贵、家珍等芸芸众生的象征，但假如导演真有此意，就未免遁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黑洞。把千古的时世变迁都笼统地视为与民众无关的大同小异之事，看似是“草根”立场、与民同在，实质是一种有违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观点，因为这种看法完全无视了历史的飞跃跨度。仅以主观的感受不加分析地把新旧时代的巨大差异一概而论，是一种背弃科学和缺乏对历史应有的严肃态度的轻率行为，我们做的应该是实事求是地把历史细致分析化而非简单化，在文学艺术领域亦当遵循这些道德原则。

　　影片涉及皮影这个意象还有一处暗示，到了结尾，福贵把尘封着的皮影箱拿出，帮孙子放入小鸡，这个空空的箱子寓意着孙子的崭新命运。当孙子问起他“小鸡长大后变成什么”这个似曾相识的问题时，他不再像当年回答儿子有庆的问题时那样回答“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等牛长大了，共产主义就到了。”而是改为“等牛长大了，馒头也就长大了”。这个细节可以说是导演的一种暗喻：告别激情岁月的宏大理想，回归踏实的生活。但令我们感到不安和隐忧的是，告别革命、告别崇高地回归个人或家庭的平凡美好追求，真能如愿吗？福贵的回答是对过去的否定，这种因短暂挫折而产生失望的否定在一个淳朴，或者说未觉悟的小市民的身上是可以被理解的，但这种否定也不能带来福贵所渴望的未来。因为福贵作为一个小市民不曾考虑过文革发动的原因，当他对革命理想放弃希望后，他却不知道……在等待着他。而不正视……被剥削者的……景象，不正视……资本化、……和思想道德缺失化等问题带来的……，也是该小说作者和影片导演冒充关心平民百姓的人生兴衰，在真正遇到百姓……时集体性失言的良心缺失的一个表现。

　　由上总结出甄别文艺作品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如果我们离开阶级分析的独立思考立场，离开依据作者观点结合其作品思考的文艺赏析习惯，仅从娱乐的角度看待影片，尤其是带有历史寓意和思想指向的影片，带有作者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为暗藏导向的影片，而不以旁观者的立场思考作者或导演是站在什么立场看待问题，其反映的思想正确与否，那我们将很容易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被灌输带有偏见的意识。作为历史纵览者的毛泽东对那些利用文艺工具作迷药荼毒人们心智，为反革命制造舆论的现象是早有察觉并多次告诫群众提防的，他曾鲜明地指出过文学艺术的阶级性，“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总的来说，因为其取材的原著的意识形态偏见和狭隘性，这部影片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部优秀的影片，甚至谈不上一部合格的影片，其艺术效果也因服务于偏倚的思想主体而丧失了价值。优秀的和具有人民性的文学艺术应当是通过对生活或人生哲理的高度凝结达到净化人们灵魂，提高人们文化素养的真、善、美终点，但电影《活着》宣扬的却是庸俗的生存哲学、偏向性的对历史的攻讦，这些思想不仅不能洗涤人们的心灵，给观众带出客观的历史反思，反而是把阴暗的思想意识和错误的历史观贩卖给观众。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该电影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反面素材，供广大群众深入细致地分析反社会主义文艺作品的隐涩的表现手法和潜藏的动机。

　　活着电影影评（三）

　　最近看了《活着》这部电影，让我们感触是非常深的。尤其是在电影中，每一个人物都给人印象深刻。

　　比如：福贵的妻子家珍在影片中始终是一个传统妇女的形象——勤劳、善良。她的思想中的封建团圆观念的根深蒂固程度更甚于福贵，她为了儿子的将来离开了好赌的福贵，却也在得知丈夫改过自新后主动地归来。这种行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反映了家珍对丈夫及其家庭的忠诚，另一方面却从她对福贵抱有依恋、不离不弃的单纯想法中折射出封建观念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盲从思想。

　　不过，在封建社会，妇女因为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被迫困守夫家，也有迫于无奈的因素。家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于更好地配合福贵的良民形象，家珍与福贵的本性相似，思想觉悟也在同一水平，只是两人一张一合，互为平衡、补充，构成一条有矛盾，得以推动情节发展，但没有根本冲突，得以保留家庭温馨的氛围的线索。

　　还有就是有庆和凤霞的姐弟情深在电影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当小小的有庆和几个欺负姐姐的小孩在扭打在一起，当有庆将面条倒在“坏小子”的头上，当凤霞去砸汽车的玻璃的时候……在有庆、凤霞，福贵、家珍一家的亲情的细节的精细设计上，我承认我比起小说更喜欢这些生活化的场景，因为和小说的距离感相比，我更喜欢这里的真切和热度。

　　我认为电影里的活着要比小说轻松些。那就是张艺谋加了一些讽刺的东西。例如：救风霞的教授因为太饿被馒头噎着，而不能去动手术，眼睁睁地看着凤霞被红小兵们弄得大出血死亡，还有加了福贵靠皮影吃饭的情节。导演完全理解了原著，并在影片中注入自己的东西。活着这部电影非常的长。整个看电影的过程我反反复复的咀嚼着两个字“活着”，活着真好，人只要活着，对家人，对朋友就是安慰，就是支柱。

　　从影片中我们不难看出，很多的地方都提到了活着，不单单是影片的名字，还有影片中给我们处处可以听到的词语，那就是-----活着。例如：

　　第一次感觉到活着好是在福贵被抓丁，国民党大撤退。福贵的战友都被打死了，没有吃的，什么都没有。福贵只想跑回家，看看家珍和孩子。当福贵举手向解放军投降的时候，使人心里喊出了“活着就好”。不管怎样活着，都要回家看看。

　　第二次心里喊出活着，是在龙二被枪毙的时候，福贵吓得尿了裤子。葛优演得棒极了。真棒那一段听到枪声的时候。如果不是福贵赌输了祖传的房子，那枪毙的就是地主福贵了。能活着看到老婆孩子就是好。

　　第三次是有庆死了，被车撞死的（书上更惨，是输血输多了，输死的，无辜的生命被愚蠢的官僚主义害了MD）福贵看到血肉模糊的有庆，家珍哭得死去活来。后来那个春生被打成反革命，要自杀，来找福贵道歉，福贵和家珍都原谅了春生。家珍最后冲春生喊“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令人感动的质朴的感情。心地善良的中国农民。他们没有很好物质和精神生活，却有最纯朴和实在的心地。

　　第四次是凤霞死了。导演在这里大大的讽刺了一下，竟然让教授被馒头噎着（真能想出来）电影没有演到双喜，苦根，家珍的死亡。导演在最后出现了一家人在一起的场面。

　　余华的小说《活着》通过福贵的叙述有些超脱的感觉；而电影则有种入世的味道，是张艺谋拿了一个讽刺的笔，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个生离死别，风风雨雨的那个时代的农民家庭。这里没有控诉什么，没有要反抗什么，没有埋怨什么，中国最被人看不起的农民默默地在那个时代里承受着一切，努力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在这部电影中，我比较喜欢的还是场景的设置。

　　影片中作为风雨同舟的妻子，家珍一直是福贵“活着”的一条重大精神支柱，有庆、凤霞、馒头都只是远方的希望，但家珍这个相濡以沫的爱侣的位置却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在小说原著中，作者最后还是无情地摧毁了这个福贵赖以慰藉的心灵港湾。

　　四十年，弹指一挥或是沧海桑田，无数黄面孔的、沉默的、坚韧的中国人就这么无声无息地继续活着。幕后资料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故事，很亲切，很真实，以贴近生活的小人物反映数十年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观，故事很亲切，很真实，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一个小人物在巨变的历史中浮沉，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幸和坎坷总是缠绕着他。然而他从没有放弃活下去的信念，从不怨天尤人，并且对生活和未来报着无限美好的希望。

　　虽然是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平凡生活，但却栩栩如生，将时代背景下人物的生活及生存状态表现的淋漓尽致，而主人公的命运最终让是发人深省……

　　在这部影片中，张艺谋花了最大精力琢磨处理的就是皮影了。这就体现了张艺谋导演一贯的拍摄风格，插入了很多的民族色彩。而皮影这个绝对的展示中国民族特色的事物，在这里用的绝对是淋漓尽致。

　　在影片一开头就出现的皮影戏而且贯穿整部影片，其实也就是导演在反复把玩的一个主题——命运的玩偶。赌馆里，福贵少爷到后台去唱上几嗓子，皮影戏的风格就来个大转变，台下人也跟着乐。福贵哪里知道，龙二正在和赌馆老板串通虎视耽耽着他家祖宅，他的命运也从此将有个大转变，而命运在暗处乐和着：游戏开始了！()不仅仅是福贵，很多人都从此加入到这个游戏中，成为被命运手中操控的玩偶，无从选择的一步步走下去。皮影再次出现时，是福贵到龙二家借钱，龙二却把整整一箱皮影给了他，两人的角色调了个个儿。这个调个儿的影响龙二不知，福贵也不知，直到多少年后，才知道这只是命运和他们开的一个大玩笑，福贵输掉了家产，也同时输掉了本该戴在他头上的地主的帽子，输掉了那最后在龙二身上开花的“打的死死的”五颗子弹。

　　福贵的皮影从街道演到国军，从国军演到共军，再演到大炼钢铁和文革时期，他自己也如同身不由己的玩偶在命运中起伏。在影片中，每一次命运的小把戏，都伴随着皮影的特写。国军的刺刀划开白布，福贵和春生被抓了壮丁；共军用刺刀挑起皮影在灿烂的阳光下举向天空，福贵得到了那张支离破碎却恭恭敬敬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的“革命证明”，而春生开上了“死也愿意”的汽车，后来也就是这么开着汽车撞倒了墙，砸死了福贵唯一的儿子有庆。对于有庆的死，皮影戏的象征意义在前面埋了个伏笔，那就是有庆端醋给福贵喝时，福贵喷在白布上的醋，这么蕴染开来，仿佛那块盖着血肉模糊的有庆身上沾满血迹的白布。而那时屏幕上在一旁声嘶力竭叫喊的福贵的特写，身后同样是那幅皮影戏的影窗。

　　皮影最后在福贵向凤霞大声的说“留不住了，烧！”后，随着跳动的火焰在阳光下扭曲变形。皮影被烧了，可是命运的游戏并没有停止。文革中，因为大夫被关牛棚学生当班，凤霞生产大出血而得不到及时救治，本可以救她一命的王教授却被福贵好心买给他的七个馒头撑得动不了。福贵带着孙子馒头坐在凤霞的坟头前，不停的念叨，我要是没给王教授买七个馒头就好了，正如当年家珍在有庆坟头前不停念叨，我要是拦住你爹不让你去学校就好了一样。命运的强大力量自始至终都没有放过福贵一家，没有放过每个时代的每个人。张艺谋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处理着每个皮影的细节，每个命运把玩的游戏，不停的展示这种永恒的力量，翻云覆雨，沧海桑田，而一个个这些独立的个体，只是棋子，只是命运手中相互联系的玩偶。

　　这部电影在总体上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深远的，我们也能看出他和小说的不同，我觉得这就是张艺谋导演要给我们展示的，也是我们要去学习和深深思考的东西。在影片完结的时候，很值得我们去深省。比如我们应该珍惜现有的生活，应该向往美好的未来，无论现在的状况如何，我们都要好好的活下去，因为活着不容易，活着是很美好的。